寺俗家弟子，以及当时在登封城里的其他侠客中，也有两百多人被一同处死——因为武装抵抗毕竟发生在登封县城而不是少室山上，所以县里处死的人反而更多一点。

剩余的其他少森寺僧众，从正式的和尚到烧火的短工，只要剃了度的，一律判处流放。

他们将与侥幸没有被判处死刑的侠客们一起，被分散安置在外兴安岭以北、葱岭以西、交趾以南的荒芜地带。

其中至少一半的人，被判处二十年以内不准返回，其余则是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，根据不同罪名确定流放日期。

少森寺案件，即使不算被直接击毙的抵抗者，后续被处决的人也有接近三百，被流放的人超过两万，毫无疑问是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刑事案件，已经稳稳超过以扬州为起始点的采生折割大案。

而且，因为发生了地方武装人员与军队的直接对抗，并造成惨重伤亡，这之后，徐世杨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民间持有武器的问题。

这其实是一个矛盾，徐世杨想要维持汉人的尚武精神，还想在降低常备军兵力的情况下（节约军费），维持极高的动员率和动员力度，因此他必须让预备役和民兵在闲暇时多接触武器，并维持基础训练。

况且，边境地区的汉人必须有充足的武力来威慑外蕃，对鞑虏蛮夷维持较高的武力威慑，而属国甚至必须全民皆兵，这些情况都让帝国无法维持严格的禁枪政策。

但是，人人有枪，就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——总有些傻瓜一时想不开，为了很小的矛盾对别人拔枪。

稍微遇到点事，喝点酒，一热血上头，一次枪击案就会爆发。

这是巨大的社会治安问题，禁枪与不禁枪，是很难解的矛盾。

徐世杨目前的初步想法是，把帝国本土所有省份划分为内地和边疆两个等级。

其中有现实威胁的边疆地区继续执行以前的开放枪支政策——为了边区的整体安定，社会治安问题就只能忍受。

但在不受外部军事威胁的内地省份，徐世杨打算把所有枪支全部收归民兵和预备役仓库，集中保管。

登记在册的预备役和民兵，只在每年军训的时候才允许持枪，其他时期，以及预备役民兵以外的所有内地百姓，今后都将严格禁枪。